□ 吳育華
我是在家鄉(xiāng)建德梅城解放后三天出生的，是新中國的同齡人?；仡欁罱甑墓ぷ鳌W習情況，還有“文革”時期的學校、部隊生活，真是令人浮想聯(lián)翩，感慨萬分。
那時我還在市風景旅游局上班，作為單位的負責人，辦公桌上沒有電腦。市人事局倒有超前意識，下了一個文件：凡50周歲以下的公務員，都得去市委黨校上半個月的電腦培訓課。辦公室主任替我報了名。哪知，才上了一節(jié)課，分管領導就打電話過來了：工作這么忙？快50歲的人了，還學什么電腦呀？既然領導都發(fā)話了，以工作為重，只得“休學”。
一晃5年過去了，到了55歲，組織找談話了，我成了調研員，時間是有了。“五一”假期，在復旦大學醫(yī)學院讀書的外甥女回新安江玩，到辦公室教了我兩個下午的電腦，我很快學會了智能ABC拼音打字和發(fā)“意麥兒”了。一個星期以后，我就能坐在電腦前，愜意地敲著鍵盤，看著一行行文字顯現(xiàn)出來，心里會涌起一種莫名的愉悅。也就是在那三四年的空閑時光里，我用電腦寫了20多萬字的文章，光2005年就在《浙江日報》“錢塘江”文學副刊發(fā)了四篇散文，還有許多作品在上海、青海、浙江等地文學大賽中獲獎。到年底，挑了38篇，匯編成冊，定名《新安浮水上》，由中國文聯(lián)出版社出版。另外，還把以前發(fā)表的作品找出來，分門別類，編輯了三本詩歌集、散文集和中短篇小說集，順利出版。
到了2009年初，離退休還有半年的時間，60歲的我報名去考駕照，在那批學員里，我的年齡排行老二。
記得上世紀70年代初，我還在杭州當兵，還是汽車教導隊的助教呢。那時，杭州城里汽車很少，交通工具主要靠黃包車、公交車和電車，街上還沒有私家車，我們開著“解放牌”“嘎斯51”軍車，解放路、延安路、西湖邊的西山路、北山街都可進進出出，可神氣啦。隨著退伍回地方工作，35年沒摸過方向盤了！
一個半月后，我拿到了駕駛證，開上自個買的新車，心里別提有多美了。
2014年，我們幾個嚴州中學的老三屆碰到一起閑聊，說起市老年大學有個英語班，能不能辦個實用性的英語口語班呢？現(xiàn)在國門打開，涉外旅游也多了，而且許多家庭都有子女在海外。于是向葛校長建議，很快，老年大學就把英語口語班辦起來了。
第一天帶上老花鏡去上學，在電梯里碰到個同事，她問道：你來上課了？教哪個班？我笑道：我是來當學生的！坐在寬敞明亮的教室里，撫摸著還散發(fā)出油漆馨香的桌面，我恍如隔世，走出嚴中校門已整整46年了，65歲再進課堂，讀的還是英語。
說起讀英語，還有一段情結。當年在嚴中讀了幾年英語，“文革”就開始了。記得老師是個寧波人，普通話說起來，我們都不甚明白，更別說英文了。記得有個王老師，小個子，英語挺棒的，因為是右派，被造反派叫去每天打掃廁所，我們還只能叫他王先生，可惜沒教過我。當時注重的是書面考試，不重視口語。
1996年，我去澳大利亞考察，為了方便交流，我買了本《英語九百句》，還帶上一本《袖珍英漢辭典》。一進房間，就對著盥洗室、墻壁上的英文查辭典，生怕把飯店的器具弄壞了。我們是10月份去的，來去匆匆8天行程，由于語言不通，真是辜負了那里桃紅柳綠的大好春光。
大家都說，老年大學聘的教員是一流水平的。我們班來了個年輕的金老師，她能說一口流利純正的“泰晤士式”英語。面對父字輩的學員，她耐心地教，我們認真地聽、說、讀、寫。七八個課時下來，大多數(shù)學員都找到了英語的感覺，有的開始“漸入佳境”……每到星期六下午，我就用微信把剛學會的句式與遠在墨爾本讀小學一年級的孫女聊天，享受著天倫之樂。上個月，去三都鎮(zhèn)鎮(zhèn)頭村參觀，我發(fā)現(xiàn)“公共廁所”標牌的英文標識為“comfort station”，當時一愣，還有這種表達方式的？直譯就是“舒適的車站”。村書記在一旁說，杭州有關單位來驗收，要把標牌換掉，說是英文寫錯了。我馬上百度了一下，這個英文單詞也是可用的。
一晃，又一個五年過去了。由于學了英語口語，語言障礙少了，出國也方便多了，我已經游歷了33個國家。
人生七十古來稀，老有所為也不難。我55歲學電腦，60歲學開車，65歲學英語，人只要有信心，有毅力，就能到達理想的彼岸。感謝時代，感謝祖國，感謝生活，讓我們享受到真正的品質生活。
